剧情简介

《早间新闻第二季》 - 早间新闻第二季第四集PickingupaftertheexplosiveeventsofSeason1,thisseasonfindstheMorningShowteamemergingfromthewreckageofAlex(JenniferAniston)andBradley’s(ReeseWitherspoon)actions,toanewUBAandaworldinflux,whereidentityiseverything,andthechasmbetweenwhowepresentandwhowereallyarecomesintoplay.AlongwithAnistonandWitherspoon,thereturningcastforSeason2includesSteveCarell,BillyCrudup,MarkDuplass,NestorCarbonell,KarenPittman,BelPowley,DeseanTerry,JaninaGavankar,TomIrwin,andMarciaGayHarden.NewstarsjoiningthisseasonareGretaLee,RuairiO’Connor,HasanMinhaj,CybilRichards,TaraKarsian,ValeriaGolino,andJuliannaMargulies.

越狱第一季和第2季的关系

第一季讲的是他们从监狱里边逃跑的过程第二季讲的是他们逃跑后在外边逃亡但是被MAHONE这个新人物折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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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沙林京子-------------------------------------------------------------------------------- 打开纱窗,天空一片朦胧的褐色。据早间新闻报道,这是黄沙。据说这是从中国大陆内地刮起的尘土,乘着偏西风渡过黄海,越过朝鲜半岛,从九州刮至关东及北陆地区。黄沙以每小时四十公里的时速由西向东,经过一、两天的时间,把黄沙吹到日本内地。在这漫长的两天旅途中,重一些的颗粒就沉入了朝鲜半岛的山岳和黄海中,而比较轻的细小的沙粒,就漂浮在日本的天空中了。据称,即便是这样,几乎日本全国的天空都像戴上棉帽子似的,被这厚厚的黄土尘埃覆盖得朦朦胧胧的。可是,黄沙降临的那天,天空却有一种奇怪的光亮。房子前面的空地和周围山上的树木,都好像被磨砂玻璃的光线所笼罩,形成模模糊糊的影子。中国是我度过少女时代的地方。那时在中国被日本称为“支那”的时候的上海,那与上海相连的大地,似乎要在茫茫的天空中飞舞起来,然后又降临到日本内地的天空……我想让皮肤直接触摸这空气,便来到了空地上,伸展双臂做深呼吸,又把脸仰向天空,摇晃着脖子,就像刚洗完澡的狗一样,浑身剧烈甩晃,让夹带着湿气的风吹拂面颊。可能是我太敏感了吧,我闻到了衣服被晾晒过的味道和大陆黄土的味道。进入三月,上海也经常刮起黄沙,就像“黄尘万丈”的比喻一样,从临近戈壁的太原的附近卷起的黄色沙尘,在上海的上空变成了土色。到了黄浦江,水也好像比平常深了,泥水把江水搅得混浊不堪,江面被抬高,奔流而下。郊外的原野上菜花盛开,天空、河流和大地呈现出一片金黄。上海,从天空到地面都进入了春天的季节。即使刮着有尘土的风,但由于空气中含有湿气,触到皮肤上还是很舒服的。在空地上也和我预想的一样,刮黄沙的日子里吹来的是含有湿气的特别暖和的风。在尘雾朦胧的风中,好像蕴含着可以说是我的梦想,那与我年幼无知时的幻想完全一样。我试着走向黄沙弥漫的地方,包围着我的三面环山消失在我的背后,我走下了平缓的斜坡。坡道的尽头房屋鳞次榨比,街道呈盆地状,黄沙比空地或山丘的颜色要深,堆积在家家户户的屋檐下,灰蒙蒙的一片。我在路的正中间停了下来,一股风从坡下刮过来,我闭上双眼,倾听着风的声音。从耳边穿过隐隐约约的风声,使我想起了少女时代和阿清一起钻入菜花地时的情景。阿清和我是在昭和十二年①的春天认识的。那年我在上海的一家小学上学,阿清也不过二十三、四岁吧。说起昭和十二年,在七月七日那天,日本军队和中国军队在卢沟桥附近发生了冲突,因此成为日中战争爆发的导火线。阿清的家和我家都离外白渡桥很近,也就是在虹口的入口处。虹口是当时日本统治下的上海街道的一个地区。以横跨黄浦江的外白渡桥为界,桥那边儿是英、美等国统治下的公共租界,桥这边儿是有日本人居住的虹口。阿清的家和我家只有步行两、三分钟的距离,这一地区大多是红色瓦房,同桥另一端公共租界的房屋相一致,街道的结构受公共租界的影响很大。房屋建筑是英国风格的三层楼,褐色的屋顶,会客室里有壁炉,连着长方形的大烟囱,烟囱仰天突起。整个屋顶像一个马鞍。另外,虽然有些狭窄,也有可以从人行道上自由进出的院子,那院子没有栅栏,长着草。阿清和五六个妓女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其他几个妓女都是白俄,只有阿清一个是日本人。日中战争爆发前的上海,随着日本兵的增加,妓女们住的房子在街上也到处可见,日本妓女却很少。接待日本兵的日本女人在日本饭馆一边干活,一边受界限分明的陆军和海军管理。当然,名义上不是妓女,但我不知道拿到钱后是不是有卖身的。不管怎么说,像阿清这样公开在街上当妓女,把卖淫当职业的日本女人是很少听说的。院子前面是梧桐树连成的林荫道,穿过柏油马路再往前就是黄浦江。黄浦江在外白渡桥一带画出一条大曲线向远处流去。江边有歇脚用的木制长凳。恰好,阿清家的门前也放着一条长凳,我很喜欢坐在长凳上眺望来往于江面上的蒸汽船。那天,我吃过午饭,为了看船而坐在长凳上。平时白天比较冷清的阿清家今天聚集了很多人。听到吵闹声,我回过头去一看,原来是一些做苦力的人。他们大概是失去了码头的搬运工作。在阿清家的门前,大约四五分钟,有二十几个人筑起了人墙,冲着阿清家的院子,七嘴八舌地叫嚷着什么。离人墙远一些的院子的角落里,有一棵刺槐树,这是阿清院子里唯一的一棵树。一个男人靠着树干站着,是那个到了傍晚有时可以在附近看到的皮肤微黑的男人,他和阿清的年龄差不多,二十三、四岁的样子,穿着丝绸做的对襟中国衣服。那些苦力们向这个男人伸出一根、两根手指,一百、两百地叫着。那个男人抱着胳膊一边微笑着,一边派头十足地摇着头。他没有赞同那些苦力的意见。知道他不同意,苦力们的声音更高了,十、十五……一点点地增加着数目。男人们好像是在打赌。这在上海不是什么罕见的情景。人群聚集,围成一个圈子,必然成为赌的对象的东西就在圈子里。赌的内容无所不有,从路上爬着的蚂蚁到斗蟋蟀,凡是过眼之物,无不成为他们赌的对象。阿清家门前好像也是在打赌。我很感兴趣,于是穿过梧桐树林荫道,去看人墙内为赌物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在草坪的正中间,放着一把竹制的长椅子,好像是以长椅子为中心打的赌。可是椅子上及椅子附近,没有找到任何东西,只有被黄沙笼罩的春天太阳照在浅黄色的竹椅子上。一个苦力大声叫着“三百”。随着这叫声,两三个苦力摇着伸出的三个手指头,冲着三楼窗户喊起来,他们喊的竟是阿清的名字。我家的三楼只有一扇窗子面对着黄浦江。三楼是小孩子们玩耍的地方。阁楼上,伸手一跳就能够着房梁,天花板很低,虽然房间有十个榻榻米以上的大小,却只有一扇窗子,即使是在白天,光线也很昏暗,然而,天晴的时候,江水的波光映照在墙壁和屋顶的房梁上摇来晃去,看上去像是金鱼缸,在那里我度过了快乐的时光。阿清好像就住在三楼的阁楼上。窗子关着,挂着浅蓝色的窗帘。苦力仍继续用能引起阿清注意的话叫着。穿丝绸长袍的男人举起两手制止苦力们。门把手从里侧慢慢地转动起来。用色彩斑斓的玻璃镶嵌的门微微打开,阿清犹如小鲫鱼穿过水藻似的,轻轻地走了出来。阿清出来了。苦力们一下子安静了下来。阿清穿着中国衣服。平时,她总是穿和服,扎着红色的博多织锦的腰带。我是第一次看到阿清穿中国服装。头发像房檐似地向上翘着扎起来,旗袍开叉开到大腿,露出了阿清洁白的肌肤。她还赤脚穿了一双缎子面中式绣花鞋。和用发油梳起来的头部相比,阿清裸露的肌肤上没有什么修饰。阿清自然地垂着修长、柔软的手臂靠门站着。身着丝绸长袍的男人慢慢向长椅子走去。阿清看着男人的行动,自己也向长椅子走去,接着,两腿并拢坐在椅子的一边,那个男人也坐下了,两人几乎是同时坐下的。男人突然将阿清拦腰袍起,拉向自己。他用左手拉着阿清,把她放倒在长椅上。被放倒的阿清,两手五指张开,带着既不是开玩笑又不是当真的表情拚命敲打着男人的侧腹。男人用另一只手捉住阿清的两只手腕并在一起,用右手抓着。阿清的两手被剥夺了自由,然后,他又把阿清的两条腿夹在了自己的腿中间。阿清安静下来了,那男人也没声了。喂!喂!苦力们齐声欢呼喝彩。其中一个苦力用尽全力捶打那个男人的背,男人从椅子上猛地跳起来,接着,阿清也学着他的样子,轻盈地跳了起来。阿清利落地将衣服上的皱裙抚平,撇着涂了唇膏的嘴冲那男人笑。男人在胸前双手合掌,向阿清施了一礼。苦力们疯狂地鼓起掌来。一百、两百,将收集到的钱扔向他们二人,反复拍手叫好。看着散落在脚前的铜板和纸币,男人放声大笑起来。阿清也用拳头捶打着自己的肚子,纵声大笑起来。这次打的赌好像是两个人的交媾。男人进攻,女人防守。最终是以阿清的告负而结束。那次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男人和女人的媾和。看是看了,但我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在我心目中也未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在阳光下进行的媾和,就像眺望在稻穗上飞舞的两只尾巴连结在一起的蜻蜓一样,给人的感觉是很清爽的。苦力们走光了。穿丝绸长衫的男人也不见了。我站在没人的人行道上眺望着阿清。阿清虽然背对着我站着,背上却感觉到了我的视线,她转过头来,于是看到了我。阿清惊慌失措地问:“体是日本小孩吗?”我回答是。“都看见了?”阿清又问道。“是呀。”我毫不含糊地答道。阿清半天没有出声,随后出了一口长气。我和阿清向黄浦江走去。阿清在长凳上坐下。我也和她隔开一点儿坐下。一艘蒸汽船向着江口的方向驶去。由于涨潮,江面明显上涨,江水泛着白浪有节奏地缓慢地拍打着江岸。阿清眯起眼睛望着逆流而行的蒸汽船,漫不经心地问道:“你说那船四周像橡树木一样坚硬的木板,能够挡住大海的波浪,回到日本吗?”回是能回去的,但很危险。先不说危险吧,上海和长崎之间有五、六千吨重的上海号轮船或长崎号轮船往返航行,如果坐上这种轮船,说不定阿清明天就能回到她向往的日本。为什么她从在黄浦江上航行的蒸汽船中,特意挑了那种小船,想乘上它挡住波浪偷偷地回去呢?而这种想法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我猜想阿清大概是想通过想象不可能的事来切断对祖国的思念,她不能不切断的理由多半是在日本有什么无法告人之事吧。二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家,孤身来到上海,离日本的女人群体,不得不和失去祖国的外国人生活在一起,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再回到日本国内生活是不会被人接受的。这是很残酷的事实。随着时光的流逝,阿清与男人的事在我的记忆中渐渐消失了。然而,她有可能回到日本吗?不知从何时起,阿清的疑问使我开始考虑黄浦江的尽头是不是与祖国相连接。可祖国是什么样子,与我有什么关系,以及日本的生活怎么样,对这些我都一无所知。不知是谁告诉了我母亲,妈妈知道了我看到阿清和那个男人交媾的事。妈妈问我:“看见了吗?”“是的。”我答道。妈妈又盯着我的眼睛:“从头到尾都看到了吗?”“是的。”我又答道。母亲生起气来。不害臊,给日本人丢脸,在光天化日之下干这种事。“这种女人应该被强制遣送回国去。”这种想法是住在那一地区的日本大人们对阿清所持有的态度。生活在国外,每个人都容易产生代表祖国的意识。特别是在国家强大的时代,作为日本人的意识就更加强烈了。女人是不能允许赤脚出门的。由于不能让外国人的跟睛看到日本女人暴露出来的肌肤,母亲们外出时总是穿夏日和服和白色袜套。乞丐、小偷、贫穷的人都是国耻,都被强制遣送回了国内。这种严厉不仅是一种针对外国人的对外口径,而且也被用来同样或变本加厉地对待自己的同胞。日本人之间的谈话会频繁地冒出卖国贼啦、强制遣送回国之类的词汇。就连小孩子打架时,也会说强制遣送回国之类的话。可是对小孩子来说,当然不会有为国家尽职的明确意识。过激的言词,成了大人们的家常便饭,这同时也密切了日本人之间的关系。然而,随着这种关系的加强,上海的治安却越来越不稳定了。为了自卫,街区内成立了自治会,另外还组成了自卫团。在外国生活时,为了保护自身安全,和本国人结成群体,也许是最安全的办法。阿清虽然是日本人,却被排斥在日本人的圈子之外。阿清对此似乎也不太在乎。看过交媾后半个月,到了四月,我上小学了。有一天放学途中,在横跨小河的桥上,我又见到了阿清。桥就建在我家和小学校之间的虹口河上,桥的正中央有涂绿漆的小房子。陆战队的哨兵常常荷枪实弹地在面对面相向而建的小房子前站岗。桥的一例,从小房子开始,排了一长队中国人。到了夏天,上海流行霍乱。凡是在上海居住的人,无论什么国籍都必须注射预防针。日本人被指定到只有日本人的医院接种,或把医生叫到自治会来,为人们做预防接种。妈妈们也在前一天把医生叫到自治会注射了预防针。在桥上和街头巷尾打预防针的只有中国人。阿清排在中国人的队伍里,身上穿着交媾那天穿的中国衣服,队列向前挪动一步,阿清也跟着挪动一步。穿着旗袍的阿清和排队的人分不出两样。排在她前后的中国人似乎也没在意,还跟阿清打着招呼。然而,皮肤的颜色和骨架结构毕竟不一样,阿清与他们还是有区别的。因为我知道阿清是日本人,所以感到只有阿清和别人不一样。被本国人排斥在外,排在外国人的队列里,我为阿清感到悲哀。我走向阿清的身边,从后面小声叫了她一声。阿清回过头来,知道原来是我,就拍着我的双肩包说:“早点儿回去吧!”“我等着你!”我说道。等了差不多三十分钟,总算轮到阿清了。叉着两条腿的军医,抓起阿清的左手臂,也不消毒,猛地将针扎下去,一瞬间就注入了药液,又很快把针头拔了出来。针头像是磨损了,拔出来之后,从扎的针眼里冒出了黑色的血球。“痛吗?”我问道。军医“嗯”的一声,侧过脸来问阿清:“你是日本人?”阿清没有回答。和中国人一样,她用手掌捂着胳膊,朝与家相反的方向走去。过了桥,走过小学前,可以看到横跨在同一条河上的另一座桥,过了那座桥,是虹口日本人居住街道的尽头,那一带住家和行人稀稀落落,并出现了荒地。再往前走,人家也看不见了,只有野地与地平线相接。一条柏油马路从荒野中间穿过。这条马路是日本军队为向中国内地运送军用物资而修建的。阿清在宽阔的马路中间走着。野地的一边开着菜花,隐隐约约可以看见白墙的小房子。这不是一般的住家,而是不到小孩子身高的小屋,面积也只有一个榻榻米大小,屋顶是用八字形的黯淡无光的黑色瓦片盖成的。屋顶的正下方,有一扇明信片大小的窗户。据说白墙的小房子是中国人的坟墓。我不知道那是些属于哪个阶层人家的坟墓,也不知道仿照住房建造的坟墓是不是上海这一带才有。坟上没有死者的姓名和死亡年月日,类似墓碑的东西也没有,只有白墙坟墓。也不像日本人的墓地那样集中在某一处,这里是一个一个地散落在旷野里,也不知有没有人来祭祀。“快看啊。”从菜花地里传来阿清的声音。我走进了盛开着菜花的原野里。从坟墓的小窗子看进去,正如听说的那样,没有腐朽的棺材板、骨头、衣服,死者随葬品一样也没有。杂草高得快够着屋顶了,它伸长脖子,好像在与死者争夺从天窗透进去的一线阳光。那些杂草比终日沐浴在阳光下的菜花还要绿。“除了草什么也看不见啊。”我说。“那可是人啊。”阿清答道。阿清用手把菜花摁倒,伸开腿坐在花上,然后双手垫着头,随便地在鲜花中间躺了下来。“天空是黄色的。”阿清说道。我站在花丛中,跳望着这一望无际的菜花地。那一片黄油油的菜花,枝茂叶盛,它仿佛把我的身躯同地平线和天空连接在了一起。在这片金黄色的荒野上,坟墓的窗户像是一个个的黑洞。阿清躺在花丛中,被她压倒的鲜花形成一小片平地,就像给大地打了一个更大的黑洞一样。黄沙季节结束的时候,上海进入了七月,迎来了夏天。自从在菜花地里与阿清分手后,我便一直没有见过她。后来,妈妈知道了我们俩在打预防针时见面后又到菜花地里去的事。偶然碰上邻近的日本人,他们也都提醒妈妈注意。虽然我没有做什么错事,但因为阿清是妓女,母亲就说:“说不定学坏了也不知道。”于是又问我们在菜花地里都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回答。我想如果提到阿清指着坟墓中的杂草说那是人什么的,妈妈肯定理解不了。天空和大地融为一体,这样的情景,只有在那春天的荒野中听了才会明白的。抗日分子的活动一天比一天活跃起来。在虹口的繁华街道上,还发生了陆军中尉大白天被手枪打死的事件。因为在马路对面发生的袭击事件,是近在眼前的事,日本人都动摇了。我父亲供职的M物产公司,在太平洋战争结束时还在营业,在那片土地发生战祸之前,职员家属奉命撤退。根据秘密情报,家属全部撤退以后,那地方战争就开始了。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之前,职员家属都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在拿到船票之后,我们家开始准备回国,妈妈对不知道什么叫祖国的我说:“到了国内就安全了,不必逃来逃去的。”因为治安不好,我被禁止走出院子。那天,我用手指压住院角的喷水器龙头,把水喷到马路上玩的时候,阿清正好从喷出来的水花对面走过。我停止了玩水,向阿清走去。身穿夏日和服、缠着红色腰带的阿清一边看着我家的窗户一边低声地对我说:“过一会儿来玩好吗?给你吃带砂糖的饼干。”“回国吗?”她又问道。我点了一下头。“是嘛,”阿清也点了两三下头。大概过了两个多小时,到了傍晚四点钟左右。阿清上吊死了。我背着妈妈,到法国梧桐树街那边的阿清家去看个究竟。在阿清家门前筑起了一道比交媾那天还要厚的人墙。涂着黑颜色的工部局的车子停在人行道上。这种车是清洁车,专捡扔在马路上的婴儿尸体、倒地的饿殍,还有死猫死狗什么的。为了不让邻近的日本人看到,我夹在苦力之间,朝阿清的窗户张望着。“好像是吊在房梁上了。”听到有个日本女人说。“好像是用和服的腰带把脖子吊起来的。”又听到另外一个日本女人的声音。“真是太可怕了,和服的腰带有那么结实啊。”在离人墙很近的地方,我意外地听到了妈妈的声音。我赶紧在人群里蹲下。听说阿清是在阁楼的房梁上上吊自尽的。阁楼的天窗很低,阿清不是大个子,如果把腰带绕在房梁上垂下来,再把脖子吊起来的话,脚趾也可以够着地板了,这么低的梁,她是怎么吊上去的?听妈妈她们说着,我想起了阿清对我说要给我吃饼干的话。也就是刚才阿清还约我的,怎么一下子就自杀了呢,实在让人费解。至少在约我时,确切地说是在两个小时之前,阿清还是打算活着的。如果我到了阿清的房间里去,会不会看到阿清特地为我准备的砂糖饼干呢。我很想去看看那用废纸包着放在桌上或茶盘里的饼干。用色彩斑斓的玻璃装饰的门把手慢慢拧开了,胖胖的红发妓女打开了正门。从门口可以看到通向二楼的楼梯。穿着白衣服的男人抬着担架,从楼梯上走下来。担架前面和担架后面的男人步调好像不一致,每走几步,就左右摇晃一下。阿清头冲着我们睡着,她的头发可以从白衣男人的背后看到。放在担架上的阿清,被抬到人群集聚的庭院。阿清的身上既没有盖着白布,也没有盖着毯子,两手无力地搁在担架上,伸着脖子,尸体比活着的时候看上去要长些。这长长的身体穿着阿清平时穿的夏日和服,系着她经常系的红腰带。穿白衣服的男人们把躺在担架上的阿清放进车里,接着关上了左右开启的双扇门。载着阿清的带有铁格子小窗的车,在明亮的夏日马路上飞驶而去。车子慢慢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阿清上吊两天后,我们全家回到了日本。日中战争爆发的消息,我们是在日本听到的。袭击日本的黄沙弥漫天空。我心里总不踏实。到外面去看了好几次,走下斜坡,风阵阵吹来,我的心才感到一丝平静。我在斜坡上站了许久,眺望着天空和街道。黄昏即将来临,坡下有五、六个少女在玩耍。随着时间的流逝,黄沙变得更浓了。不久,天空、街道、少女们都湮没在黄沙中,变成了无数个黑点散落着。斜坡下的景色和我与阿清在野菜花地里看到的很相似,但没有那天的明亮。林京子(1930— ) 小说家。生于长崎市东山手町,本姓宫崎。第七十三届芥川奖获得者。一九三一年随任商社职员的父亲移居中国上海,一九三七年一度回国,后又返回上海。一九四五年再次回国,在长崎县立女子高中上学,经历了原子弹爆炸。作品多以原子弹受害者为题材,代表作有《祭场》等。《黄沙》发表于一九七七年七月的《群像》,是作者对其幼年在上海的生活的回忆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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